中国是饮食大国，中餐的美味佳肴享誉全世界，中餐馆遍布各国，中国独特的进食工具——筷子也因而传遍全球。中国人使用筷子至少已持续达三千年。筷子古称为“箸”，或“筯”（zhù），又称为“䇲”（jiā），古书常将“匕箸”连用，即勺和筷子。

 “箸”字见于楚怀王十一年（前318）联合燕、韩、赵、魏攻秦时的盟誓《诅楚文》刻石，亦见于战国竹简。《韩非子·喻老》篇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解释，商王纣（前1075—前1036）以象牙为箸，必以玉为杯，盛远方珍奇之物而食之，如此挥霍无度则国危矣，故大臣箕子为之恐惧。这不是说箸始自商王纣，而是说此暴君以象牙为箸，生活奢侈。1934年至1935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青铜箸六支，1994年湖北长阳县香炉石遗址出土商代中期（前15—前14世纪）的骨箸，长16厘米。此后，历代所出各种材质的箸不计其数，详见大连市中国箸文化陈列馆。

筷子的使用有很高科学含量，是智力的表现。因为必须用四个手指灵活而协调的动作才能将菜肴夹起直接送入口中，这就要手脑并用。手功能的训练又促进大脑的发育，人从小学会用筷子，并以其作各种游戏如搭桥、搭排楼或拼图案、文字，是培养智力发展的有效措施。手脑互动的训练有助于熟练从事各行业生产劳动、文学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

筷子是训练心灵手巧的工具。将短箸用作计数和计算工具，古称为“筹”或“算筹”，中国古代用于数学演算，名筹算。《汉书·律历志》规定算筹用长6寸（13.8厘米）的小竹箸制成。将其纵横排列，按十进位法可表现任何数字。据数学史家钱宝琮（1893—1974）研究，至迟在春秋（前770—前477）时已有筹算，至汉代进一步发展，除以此作加减乘除、分数、比例运算外，还能开平方、立方、解三元一次联立方程。由于中国用这种方式演算，所以代数学特别发达。1971年8月，陕西千阳县西汉墓出土骨制算筹，最大长13.8厘米，与文献所述基本一致，装于死者腰部佩戴的丝带内。

中国古代思想家还以箸作为抽象思维的工具，典型事例就是以长短箸表述最古老的典籍《周易》中的阴阳八卦思想，用以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以长箸（—）为阴爻、二短箸（－－）为阳爻，是为两仪，将两爻按不同排列成为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卦。每卦各有不同含义。如以—、－－以1和0代替，八卦就分别表示000（坤）、001（乾）……，即二进制记法。八卦在17世纪经法国在华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传入欧洲后，由德国学者莱布尼兹（Gotfried Wilhelm Laibniz，1641—1716）研究后建立二进制。众所周知，二进制是现代电子计算机采用的主要进位制。

箸还被古代政治家和军事统帅用来作形势分析、作出决策和排兵布阵的演示工具。“运筹帷幄之中，决战千里之外”一语即指此。《史记·留侯世家》载，秦末（前3世纪）楚汉相争，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后代，共同攻楚。时刘邦正在吃饭，谋士张良入见，以为计不可行，说“臣请借前箸为大王筹之”。意指借刘邦吃饭用的筷子，以指画当时形势。后世以“借筹”指代人策划。明人李盘（1590—1645在世）于崇祯三年（1630）所著兵书即名为《金汤借箸十二筹》。箸还用于其他科学领域、医药和工农业生产中，如以铁箸提取高温或有毒物质，或以竹箸用于养蚕等。

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4（1985年中文版）对筷子有高度评价：“中国以筷子取代（西方）餐桌上的刀叉，反映了学者以文化英雄的优势胜过了武士。”因为筷子有丰富的科学文化内涵和广泛社会功能，是文明礼仪之邦的进食工具。

 “筷子”一名见于明成化十一年（1475）陆容（1436—1494）著《菽园杂记》卷1，其中写道：“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今江苏吴县）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幡布’为‘抹布’……此皆俚俗可笑处，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称‘快儿’者。”

这是说江南地区的船家在开船过程中期盼尽快而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因而忌讳说“住”（停止）、“翻”等不祥之字，“箸”与“住”音同，故将“箸”称为“快儿”。此名迅即传开，以致士大夫也跟着叫起。“快儿”再加一竹字头，就成为“筷子”。明人李豫亨于隆庆年间（1567—1572）成书的《推篷窹语》中写道，“亦有讳恶字而呼为美字，如立箸讳滞，呼为快子，今因流传之久，至有士大夫之间亦呼为筷子者，志其始也”。

 “筷子”一词入清后渐被普遍使用，如曹雪芹（1715—1763）《红楼梦》第四十回载，“凤姐和鸳鸯商议定了，单拿一双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给刘姥姥”。然“箸”与“筷子”仍并用，直到现代才统一称“筷子”。

中国筷子千多年前就首先传到朝鲜、日本和越南等汉字文化圈国家，接着传到东南亚一些国家。西汉在朝鲜半岛北部置郡县期间（前108—前24），大批汉官员、学者、工匠和农民来此定居，筷子也跟着传到这里。两汉之际（1世纪前后），韩民族建立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政权，史称三国时代（前57—668）。高句丽与中国辽东陆上交界，与大陆北方各政权有密切联系，百济、新罗则与中国南方六朝有海上交往，在三国时代半岛居民已以箸为进餐工具，朝鲜语中“箸”读作jeo，发音与汉语“箸”相近。

日本在古坟时代中期（392—504）与朝鲜半岛百济有密切往来，半岛的汉人也大批东渡，带去了先进的汉晋文化与技术，飞鸟朝（592—710）更与隋建立正式关系并派遣留学生前往中国。箸至迟在5至6世纪已传入日本，飞鸟朝以后普遍使用。“箸”字最早出现于奈良朝（710—794）初期太安万吕（664—723）编写的《古事记》（712）中，日语读作はし（hashi）。越南使用箸的时间不会比朝鲜晚。

筷子传到欧洲晚于其他东亚国家，应是在17世纪明末清初之时。此前欧洲人在古代以手进食，只是从文艺复兴（14—16世纪）以后普遍以刀叉为进食工具，体现出中欧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较早介绍中国以筷子进餐的欧洲人是明万历十年（1582）来华的意大利人利玛窦（Mathew Ricci，1552—1610）。他在以意大利文写的回忆录《中国札记》（I commentarj della Cina，1580—1610），其拉丁文本1615年首刊于德国奥格斯堡。书中谈到中国人的宴会时写道：“他们吃东西不用刀叉或匙，而是用很光滑的筷子，长约一个半手掌，他们用它很容易地把任何种类的食物放入口中，而不必借助于手指。”又说：“筷子是用乌木或象牙或其他耐久材料制成，不容易弄脏，接触食物的一头通常用金或银包头。”明代时来华的欧洲人多为耶稣会士，他们都用过筷子，但除个别人外，皆客死中土，而未返回欧洲，但将在华见闻向欧洲作了广泛报道。

入清后，中欧交往及人员交流较前更为密切。除传教士外，有更多外交使者、商人、游客自欧洲前来中国，而中国人也踏入西土，这就为筷子西传创造了适宜条件。康熙二十年（1681），南京人沈福宗（1657—1692）随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2—1693）携带40部中国书籍前往欧洲，1682年到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沈福宗在当地初学院学拉丁语、葡语、哲学与神学，取西名为迈克尔·沈（Michel Chen）或迈克尔·沈福宗（Michel Tchin Fo-Tsung）。二人前往罗马受教皇接见并献上中国书籍后，沈福宗又在罗马学府深造并掌握意大利语。在此期间他们将其他教士的《四书》拉丁文译稿对照汉文原典重加校订，并重抄一遍，成为定稿。

1684年二人应邀访问法国，受国王路易十四世接见，同时将上述译稿献上，国王下令刊行。1687年以《中国哲人孔子，以拉丁文编写的中国人的学说》为名在巴黎出版。此书包括《论语》《大学》《中庸》的全译本，附孔子传记，《孟子》因篇幅大未及译出。三部儒家经典的出版在欧洲引起了思想震动，影响所及一直持续到18世纪。

沈福宗是法国国王接见的第一个中国人，对国王的提问对答如流，言谈举止给国王留下了良好印象。巴黎《风流信使》杂志（Mercure Galant）1684年9月号报道说：“柏应理神父带来的中国青年，拉丁语讲得非常之好，名为迈克尔·沈。本月25日，他们二人前往凡尔赛宫，受到国王陛下的召见。然后，他们在塞纳河上游览，次日又蒙赐宴。”值得注意的是，国王在宴会上当着王公大臣的面要沈福宗教他如何用中国餐具进餐。沈福宗右手拿起从中国进口的象牙筷子，在宴席上边说边作示范。